在中国革命的宏伟史诗中，一位传奇女性的身影格外璀璨。她投身于近80年的革命征程，历经沧桑，饱受磨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贡献了非凡的力量。她就是刘少奇的前室、资深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谢飞女士。

随着祖国六十周年华诞的脚步日益临近，记者怀着无比的敬意，拜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谢老。踏入那宽敞明亮的客厅，视线立刻被一幅巨幅照片牢牢吸引，那是在1957年1月15日，毛主席亲切接见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员的珍贵时刻，他与谢飞老人热情握手的一幕至今历历在目。照片左侧，悬挂着海南省电视台赠送的条幅，上书“长征英雄海南女杰”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尽管年事已高，谢老依然神采飞扬，步履稳健，他那和蔼可亲、慈眉善目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温暖的笑容。记者落座后，谢老便开始缓缓讲述，她近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

苦难出身，信仰革命。

谢飞，1913年2月，在这片孕育英才的肥沃土地——广东文昌县（今称海南文昌市）湖山区茶园村，迎来了她的降生。作为谢德富家族的第八位成员，家人昵称她为“阿尾”。在她的童年时光里，父亲为她择取了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谢琼香。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她的战友们亲切地唤她“阿香”。步入婚姻的殿堂，与刘少奇结为连理之后，她遂将名字改为谢飞。

自幼家境贫寒，谢飞便在村后的坡地上辛勤牧养牛群，割取青草以供牛群食用。八岁那年，她终于跨入了学堂的大门，开启了求学的旅程。1924年，凭借不懈的努力，她成功考入了海南公学，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次年九月，她顺利考取了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并在翌年二月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同年八月，她更是自豪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遵循琼崖特委和文昌县委的指导精神，湖山区迅速组建了农民赤卫队，谢飞的三哥谢冠洲被任命为指导员。谢飞与谢明珍等三十余名归国知识青年也纷纷响应，他们穿梭于街巷之间，积极动员华侨捐助武器，同时收缴散布民间的原国民革命军遗留的大炮和枪械，为即将到来的武装起义进行了周密的筹备工作。

为了激发妇女参与革命伟业的热忱，湖山区精心布局，设立了夜校。谢飞肩负重任，全力以赴投身于妇女平民学校的创办工作。在她的耐心教导与智慧启迪下，众多年轻女子和媳妇们踊跃报名，争相加入妇女协会的行列。谢飞身兼数职，不仅担任溪尾、湖山联区区委委员的重要职务，更荣获区委妇委书记的光荣称号。

1927年炎炎夏日，谢飞及其家人毅然投身农会和农军的行列。然而，国民党势力对他们怀恨在心，竟悍然纵火焚毁谢家的宅第，甚至威胁要对谢家老幼不轨。

为了蓄积力量，省委高瞻远瞩，决定派遣谢飞前往香港。1928年10月，谢飞抵达中共广东省委的秘密联络点，表面上是位家仆，实际上他肩负着秘密交通员的重要使命。

1929年炎炎夏日，中共六大毅然作出决策，成立了南洋临时委员会。在这危急关头，年仅十六岁的谢飞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勇敢地踏上了横渡重洋的征途，孤身一人前往新加坡，投身于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以及马来亚的马共中央，肩负起了文书与秘书的重任。

1932年春初，谢飞肩负着崇高的使命，踏上归国的征途。此后，她先后在福州与厦门的中心市委担任要职。身处秘密战线的最前沿，她凭借非凡的胆识、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与敌对势力展开了智勇双全的较量。

万里征程，紧跟党。

1934年盛夏，谢飞悄然无声地降临瑞金。同年十月，因指挥上的失误，中央苏区的八万红军与蒋介石统率的五十万大军激战正酣。然而，第五次反围剿行动以沉重的失败收场，红军不得不踏上漫漫长征之路。

三十位女红军战士与八万名英勇的红军勇士一同踏上了转移的征途。她们在精英之中独树一帜，其中最年轻的是年仅19岁的钟月林，蔡畅同志则已步入34岁的年纪，而谢飞同志则正值21岁的青春年华。这些英勇无畏的女红军战士被编入了卫生部的干部行列。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纵队勇敢地跨越都河，踏上西进的征程。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追击与严密封锁之下，流言四起，谣言弥漫。谢飞与她的战友们一边行军，一边宣讲党的方针政策，播撒革命的火种。即便她们未曾亲临战场，亦经历了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面对蒋介石所部署的重兵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在湘江沿线陷入了关乎生死存亡的绝境。为了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红一军团挺身而出，勇做开路先锋，与此同时，三、八、九军团分别在两侧对敌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12月1日破晓之际，敌机对湘江上的四座浮桥及红军部队实施了连续的轰炸。在天色渐暗之前，谢飞所隶属的干部团，在警卫营和五军团的支援下，成功与中央纵队汇合，一同渡过了湘江。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踏入贵州黎平县城，街巷间充斥着荒芜的气息，民众曾经的辛勤劳作成果已被国民党剥夺殆尽。谢飞与她的战友们毫不犹豫地卸下肩上的行囊，从中精选出心爱的衣物、毛巾及日常用品，慷慨地赠予当地的百姓。次年1月15日，举世瞩目的遵义会议召开，会议设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位领导组成的三人小组，肩负起军事指挥的全权重任。董必武将会议精神传达给了女红军们，谢飞及其战友们听闻此事后，无不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她们与中央红军并肩作战，成功实现了四次渡过赤水的壮举，成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1935年五月行将结束之际，中央红军抵达了大渡河畔的安顺场。从安顺场至泸定桥，相隔320里路途，上级下达了务必在三天内抵达的严令。休养连的女红军们沿着崎岖蜿蜒的山间小径奋勇前进。在此过程中，谢飞不幸高烧不退，唇边已长满了水泡。董必武目睹此情此景，牵过自己的小白马，对她说：“阿香，骑上我的马吧。”然而谢飞却坚决地摇了摇头：“不行！不行！我还能坚持下去。”在战友们的搀扶下，她手拄拐杖，紧跟队伍，艰难地向上攀登，下山时则双手撑地，缓缓滑行。董老见状，深知谢飞已力不从心，于是命令她骑上小白马。谢飞骑行了二三里路后，又毅然决然地下马，继续步行。事后，谢飞回忆道：“在最艰难的时刻，我曾五六次骑上董老的马，他对我有救命之恩啊！”

抵达泸定桥之际，狂风暴雨肆虐不已，山道崎岖且狭窄险峻，战士们每前行三步，便屡次跌倒；每走五步，便遭遇重重挫折，队伍仿佛在泥泞的沼泽中奋力挣扎。有战友对谢飞能否越过泸定桥抱有疑虑，便提出将她暂时安置在附近村民的家中。然而，“寄”字在此语境下显得分外刺耳，它隐含着告别部队、离别战友的哀愁。“不，即便我身上仅剩最后一丝力气，我也将和红军并肩战斗，直至最后一刻！”谢飞的声音坚定而有力，眼眶中的泪水几乎夺眶而出。休养连的领导虽默许了她的决定，但每个人的心中都笼罩着对谢飞能否成功穿越泸定桥的忧虑。

谢飞目光穿越那座矗立在不远处的泸定桥，紧抿着双唇，艰难地挺直了身躯，然而仅迈出数步，便沉重地倒地。她灵机一动，心生一计：攀爬之际，她便全然用四肢之力奋力向上攀爬；而下滑之时，她则任身体随势而下；若在攀爬或下滑途中力有不逮，她便将双手撑地，尽可能地扩大臀部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如此在地面上缓缓摩擦、拖移……历经两个小时的艰苦跋涉，她才艰难地抵达桥畔。俯瞰桥下，她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金星乱舞。她鼓起了所有的勇气，紧咬着牙关，平复了内心的波动，毫无惧色地趴伏在铁索之上，缓缓向前挪移。每向前迈出一步，汗水便沿着额头滑落，半个多小时后，谢飞蹒跚着穿过了泸定桥。再经过两个小时的坚持不懈，她凭借着惊人的毅力赶上了队伍，成功化解了危机。

雪山草地，红军过险关

夹金山，一座雄伟壮观的雪山，其海拔逾四千米，人迹罕至，禽兽亦难寻觅。在踏上攀登之旅前，谢飞与几位战友先至附近的小山村进行了探访，并采购了红辣椒、生姜以及大蒜。她巧妙地将上级赐予的羊毛与棉花交织缝制，融入了两件单衣之中。正是这身保暖的“羊毛衣”，助力她成功穿越了五座险象环生的大雪山。

谢飞与他的战友们紧随先锋部队的步伐，勇往直前地攀登峰巅。随着海拔的逐级攀升，空气日渐稀薄。膝盖深陷于积雪之中，头顶耸立着险峻的峭壁，脚下则是深邃无底的峡谷，稍有疏忽，便可能跌入万丈深渊。谢飞身负步枪与米袋，艰难地向上攀爬。行至山顶，天空中乌云密布，狂风肆虐，雪花与冰雹如同利箭般猛烈地击打在他们身上。众人冷得瑟瑟发抖，谢飞等人迅速嚼食生姜，竭尽全力向山顶冲刺，最终成功登顶。下山时，谢飞和战友们如同一架“土飞机”，飞速滑下，历经重重考验，终于抵达了夹金山的山脚。如此，红军接连跨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和仓德山等壮丽的高山。

1935年酷暑七月，中央红军踏足四川松潘毛儿盖的广袤土地。极目远望，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连绵起伏、浩瀚无际的水草沼泽。正当队伍准备穿越这片险恶的草地之际，每位战士都已提前准备了15斤的干粮。

8月21日，右路军自毛儿盖启程，踏入松潘那广袤无垠的草原。浓雾缭绕，天气变幻莫测，时而狂风呼啸，时而暴雨倾盆，转瞬又化作冰雹，其变化无常，令人瞠目结舌。谢飞因缺乏帽子的保护，只能将脸盆置于头顶，在狂风骤雨中步履维艰地前行。随着粮食日渐匮乏，他们不得不以皮鞋、皮带果腹，挖掘野菜，尝试着各种草木。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走出了那片辽阔的水草地。这段难忘的经历，她终身难忘。

谢飞护少奇

1935年的深秋时节，中央红军历经艰辛磨难，终于在陕北的土地上迎来了辉煌的胜利曙光。

大姐们对单身女红军的婚姻大事始终牵挂不已，竭尽全力推动她们早日觅得良配。随着时光的流逝，女红军们纷纷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刘英与张闻天喜结连理，钟月林则与宋任穷结为夫妻，而谢飞在邓颖超的热心撮合下，最终与刘少奇喜结良缘。

谢飞不禁陷入了对往昔岁月的深切回忆，他缓缓开口，娓娓道来：“那日，邓颖超向我出示了一封刘少奇写给她的信。信中大意是，邓大姐曾承诺协助处理一些私事，但此刻，少奇已心有所属，爱慕着女子阿香，他诚挚地恳请大姐能从中牵线搭桥。”谢飞阅罢此信，往昔的片段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在中央苏区，他与少奇初次相逢；穿越草地之际，他们展开了首次交谈；在随后的长征岁月里，他时常得到少奇的援助，目睹了少奇对同志的深切关怀和严于律己，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爱之情。当邓大姐提及婚事，她的脸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羞涩地点了点头。

今日，刘少奇与谢飞携手，仅以数元之资，购置了简单的酒水与花生，于邓颖超的主持下，举办了一场既朴素又充满温馨的婚礼。毛泽东、李维汉、周恩来等十余位中央领导莅临现场，共同庆祝这对佳偶的良缘。婚后，谢飞虽改名为谢飞，但众人对她依旧亲切地以“阿香”相称。

昔日，刘少奇担纲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的重任，而谢飞则投身于工农检察部的岗位。他常伴刘少奇左右，两人携手深入工厂，实地考察。正值瓦窑堡会议召开之际，党中央作出关键决策，派遣谢飞随刘少奇一同赴华北地区，旨在强化北方局的领导阵容。

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办公场所位于天津法租界内一栋惠兴德成衣铺的隐蔽角落。在这片表面光鲜的白色区域之下，却潜藏着无尽的危机，生命安全时刻受到威胁。刘少奇以“周教授”的身份活跃于公众视野，而谢飞则巧妙地化身为“周太太”。刘少奇承担着全面统筹的重任，管辖着涵盖北平、天津、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的黄河以北广阔区域的党组织事务。他日夜兼程，辛勤耕耘，每当刘少奇身心疲惫，谢飞总会默默地为他献上一杯香气扑鼻的新茶；每当刘少奇挥毫泼墨，谢飞便是他文章的首位读者；同时，谢飞还肩负着保管机密文件、传递重要信件以及细致照料刘少奇安全的重任。在刘少奇的领导下，谢飞的无私支持助力华北抗日斗争的战局迅速展开，党的声望和影响力也随之迅猛增长。

铁军抗日奋战前线

依据六届六中全会所确定的“巩固华北，拓展华中”的战略布局，党中央决定委派刘少奇同志出任中原局书记，全面负责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及江苏等地的党的各项事务。

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被誉为“抗战摇篮”，昵称“小延安”，是我党珍贵的红色根据地。1939年1月，刘少奇同志莅临竹沟，迅速成立了中原局。紧接着，刚从马列学院圆满学业的谢飞同志奔赴竹沟，担任中原局组织科科长的职务，全力协助刘少奇同志推进工作。此后，谢飞同志晋升为鄂豫皖区党委委员，同时兼任舒城无为地委常委及组织部部长。她积极投身于党组织建设，大力举办党训班，动员民众力量，扩充抗日武装，并积极展开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那是一九四零年深秋之际，谢飞肩负着少奇同志的重托，毅然决然地横渡长江，抵达皖南军部，将密信亲自交付给项英同志。然而，随着日伪军对交通要道的严密封锁与控制，谢飞再也无法顺利渡过长江，自此与少奇同志的联系便告中断。自与少奇同志分别以来，谢飞未曾结良缘，亦无子嗣相伴。

自那之后，谢飞承担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成为路东特委的宣传部长，并身兼江南社副社长及《大众报》的主编多重职务。她引领江南社的战友们，在水网密布的乡间穿梭往来，于芦苇丛生的水域驾驭船只。谢飞与编辑团队携手并肩，深入基层开展实地调研，亲自动笔撰写评论，大力宣传中央的抗战方针，并报道抗击侵略者的显著成果。江南社出版的《大众报》和《江南》半月刊，在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1942年岁末，谢飞等杰出干部被派遣至浙东地区担任要职，谢飞则肩负起了余上县委书记和浙东纵队余上特务营政治委员的重任。在抵御日伪军的激烈战斗中，谢飞指挥若定，英勇无畏，智计过人。在一场激战中，他率领部队奋勇杀敌，成功击败敌人百余人，生擒顽军大队长及其部下官兵三十余众，并缴获重机枪一挺、步枪四十余支及子弹一千余发。正因如此，谢飞赢得了“谢团长”这一令敌军闻之色变的威名。在此期间，特务营的兵力也从起初的二百人扩充至六百余人，成长为浙东纵队中实力最为雄厚的部队之一。

满腔法学热情

1949年五月，谢飞肩负重任，被派往北京，担任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一职。此后，他又荣获任命，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的主管。他怀揣着满腔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经济建设人才的培育工作。在圆满完成专修班的教学任务之后，谢飞为了深化自己的法律学术造诣，于195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学位，继续他的学术旅程。

1957年二月，谢飞圆满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周总理亲自赋予她重任，任命她为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她荣耀地赢得了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家称号。当她接过任命书的那一刻，心中涌动着复杂而丰富的情感，往昔的点滴记忆如同潮水般涌现。她深知，推进法制建设的道路漫长而充满挑战，尽管这份责任沉重，但她毫不犹豫地将其承担起来，因为那正是党和人民赋予她的神圣使命。

在政法公安教育的崇高领域，谢飞以满腔的热忱投入其中，辛勤耕作，默默播撒着汗水，为国家培育了大批杰出的司法人才。如今，那些昔日的学子们，绝大多数已脱颖而出，成为公检法司界的翘楚，为国家建设贡献着坚实的力量，成为国家大厦的稳固基石。

谢飞深知培育少数民族干部的极端重要性，因而他毅然决然地推动了新疆班与西藏班的创立。借此契机，他成功培育出一批杰出的少数民族司法人才。

1978年11月，国务院作出决定，批准停办十二载的中央政法干校得以重启校门，谢飞先生被任命为副校长。次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七部关键法律，其中包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确保这七部法律得到切实执行，中央政法干校应党中央之命，成功举办了两期法制宣传教育班。该班对各省、市、自治区政法机关以及军队政法院校中那些经验丰富、具备宣讲能力的处级以上干部进行了系统性的培训。谢飞先生亲自执笔撰写讲稿，并亲自登台授课，深入讲授了《加强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核心课程。

1982年，我国法学会正式揭幕成立，谢飞女士有幸荣获首届理事的殊荣。她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笔耕不辍，撰写并发表了众多论文，这些作品在法律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热议和关注。

1957年1月15日，在热情洋溢地接待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学员们之际，毛主席与谢飞紧紧相握，其间的情谊流露无遗，彰显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

胸怀壮志，志向高远。即便步入暮年，谢飞依旧对革命事业勤恳付出，不懈追求。1984年6月，这位已过古稀之年的长者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顾问。她曾身兼数职，历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的委员、公安部的咨询委员、海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联谊会的名誉会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的顾问、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顾问以及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的名誉会长等要职。1991年9月，为表彰谢飞在公安与法学教育领域的杰出贡献，公安部特别授予她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奖章。

来源：人民网

谢飞养子讲述：

谢飞晚年时光

特约撰稿人：李木，《海南日报》

2006年，谢飞、谢冰夫妇合影。

2月14日，新春佳节的大年初五，喜庆与祥和的春节气息犹在人们心中流淌。被誉为“长征英雄，海南女杰”的海南籍女红军谢飞，此刻正宁静地躺在北京医院的特护病房内，洁白的床单轻柔地覆盖着她昔日的美丽容颜。这位百岁长者，在凌晨5点57分，悄无声息地离我们而去。

2月25日，漫天飘洒的雪花如泪洒大地，伴随着深切的哀痛，我们送别了一位曾在世界瞩目的红军长征征途中，英勇担任中央红军最后一位女战士的谢飞同志。

近日，借助谢飞之子谢冰的讲述，我们得以领略“长征女杰”那终身自强、坚定不渝地探寻真理的个性风采，以及她在病榻上度过的最后时光。

2月25日，尽管京城气温有所回暖，但气温却突然下降，空中飘洒起如鹅毛般密集的大雪。在八宝山殡仪馆的东厅里，哀乐回荡，谢飞安详地卧于花海之中，其遗体被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四周则是环绕着洁白的鲜花花圈。

众人胸前别着洁白的鲜花，步履蹒跚，缓缓移动，向这位拥有86年党龄的老革命家致敬，以举行最后的告别仪式。

我有幸四次采访谢飞，对她那历经风雨却又辉煌灿烂的一生充满敬意，梳理出她百年人生中的六大亮点：首先，她13岁便在故乡海南投身革命事业，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海南早期妇女武装运动的先驱，并在海外为党的事业默默奉献；其次，她历经千辛万苦，与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30位女红军并肩作战，共同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征程；第三，1935年至1940年间，在邓颖超的推荐下，她与刘少奇结为夫妻，在延安以深沉的母爱温暖了刘少奇与何宝珍烈士的女儿刘爱琴的心灵，并在天津、北平等地协助刘少奇完成了重建中共北方局的重任；第四，她在抗战烽火中率领部队屡立奇功，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新四军指挥员；第五，新中国成立后，她并未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是不断自强、勤奋好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法学研究生，并进而成为我国政法教育的开拓者，实现了从职业革命家到法学专家、政法教育家的华丽转身；最后，在“文革”期间，她因刘少奇的冤案被错误地逮捕入狱长达五年多，但她始终坚守真理，未曾说谎、未曾作伪证，展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尚风范。

母低调，不恋名利。

近日，笔者通过电话对正沉浸在悲痛中的谢飞之子谢冰进行了采访，由此得以更加详尽地洞悉谢飞晚年生活的点滴，以及他临终前的境况。

谢冰追忆往昔，感慨万千。她提及，母亲性情谦逊，淡泊名利，从不张扬，亦不夸耀自己。自新中国建立至今，数十年如一日，她鲜少出现在公众眼前，也极少涉足社会职务，其初衷不过是希望将更多的时光和精力投入到教学与学术探索之中。1983年从教学一线退居幕后，她依旧秉持着红军女战士那份坚毅的品格，或以公安部咨询委员的身份，深入基层公安单位进行实地调研，为公安部高层决策献计献策；或积极参与全国政协的各项活动，认真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与义务；或笔耕不辍，撰写回忆录，抢救和整理那些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或回到故乡海南，关注并投身家乡的建设与发展，与当地领导共同谋划海南振兴的大计，走进校园鼓舞学生努力学习，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或与海外侨领广泛联络，动员他们为海南的发展出力。

在2003年，谢飞先生迎来了他九十岁的生日庆典。当日，他身着一套深色调的西装，正襟危坐在老友们之中，与特地前来道贺的浙东纵队的老战友们共同见证了这一难忘的时刻。翔子以镜头细腻捕捉了这温馨的一幕。

岁月流转，历经风雨，谢飞的身体渐渐无法承受重负。在中央组织部的批准下，他于2000年2月选择了离职休养。转眼至2006年9月，谢老投身于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多项活动中。在这段时光里，仅剩的三位中央红军长征女红军——王泉媛、钟月林与谢飞——汇聚北京，一同步入了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邮电部举办的“巾帼英雄长征女红军”主题邮票的发行仪式。谢冰回忆道，那成为母亲晚年生活中最为繁忙且荣光的一个月。在此之前，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或北戴河休憩。

谢冰言道，正如许多步入暮年的长者一样，她的母亲也深受老年痴呆症等病症的折磨，记忆力明显衰退，与人交流变得异常艰难。然而，这仅仅是生命迈向衰老的必然轨迹，身体的主要器官尚能维持。2011年夏季，谢冰如同往常陪伴母亲前往北戴河疗养。2012年2月3日，正值谢飞老人99岁寿辰，一群新四军的老战士们正积极筹备为老人提前庆祝百岁庆典，不料，2月1日，母亲因长期卧床不慎患上褥疮，不得不入院治疗，这一住便持续了整整八个月。虽然褥疮得到了治愈，但长期住院又引发了身体多种疾病的突发，此后，母亲便一直未曾离开过医院。今年2月3日，公安部高层领导亲临北京医院，为谢老百岁寿辰献上寿桃与生日蛋糕。尽管谢老一直处于昏睡之中，但在家人的搀扶下，他还是尝了一口甜美的蛋糕，嘴角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

儿女悲情送谢飞

回首母亲生命的最后篇章，谢冰胸中难以平复的哀伤显露无遗。整个春节期间，他与妻子、秘书及护工轮番守护，日夜兼程守候在医院，密切关注母亲身体的每一点细微变化。每当目睹母亲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病情指标持续恶化，他的心便如同被针扎，焦虑难耐。他心中默默祈祷，希望母亲能像长征途中勇敢攀登大渡河铁索桥的战士一样，即使身患重病，也能顽强地战胜死神。

晚年的谢飞

2月13日，经过半个月的高烧缠身，谢飞老人的体温终于开始回落，心跳、呼吸和血压也奇迹般地逐渐稳定，甚至他的眼眸微微睁开。谢冰急忙用镜头记录下这宝贵的瞬间。众人纷纷松了一口气，庆幸这位坚韧不拔的谢老又成功跨越了一个生死难关。然而，在14日凌晨，不幸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般传来。当时谢冰正在家中休息，得知噩耗后立刻火速赶往医院，却因迟到了短短两分钟，谢老已经停止了呼吸。对于与母亲相依为命数十年的谢冰来说，这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泪水如泉涌，心中留下了无法填补的遗憾。

谢冰亦倾诉了一桩未竟的遗憾：在2010年退休之后，他全身心投入到照顾母亲的日常中。为此，他购置了一辆私家车，内心始终怀揣着一份期许，那就是将来有朝一日能够让母亲乘坐这辆爱车，一同外出畅游。尽管母亲享有专用的公共交通服务，谢冰的内心却始终渴望实现这一美好愿景。然而，由于谢老的身体状况，这个心愿终未得偿，遗憾也随之成为了永恒。

刘爱琴与谢冰均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回溯至1938年，那时年仅11岁的刘爱琴终于踏上了延安的土地，首次见到了她的父亲刘少奇。与她共同生活的，是端庄秀丽的继母谢飞。在谢飞的关爱下，刘爱琴初次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爱琴”这个名字，便是那时谢妈妈与父亲共同为她所选，她一直视为珍宝，常言谢妈妈便如同她的亲生母亲。

谢冰回忆，刘爱琴与母亲之间情感深厚，自上世纪90年代起，她们便时常结伴返回海南，日常亦常保持联络。在为谢老守灵的悲痛时刻，刘爱琴泪如泉涌，哭泣声中不断低语着。“妈妈，您是我最挚爱的妈妈！”在2月25日于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仪式上，刘爱琴尊居亲属行列的最前端。

谢飞传奇86年革命

谢冰心中涌起了一抹欣慰之情，他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骨灰堂内，为母亲细心挑选了86号穴位。这一选择恰如其分地映衬出母亲那86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在我国革命历史的画卷上，无数令人敬仰的杰出女性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谢飞便是这些传奇女性中的一位。

在这广袤海岛的一隅，一位来自农村的少女在十三岁那载，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历经烽火硝烟的磨砺，她蜕变为一位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和坚定的新四军女干部。她的人生轨迹更加辉煌，成为新中国首位法律专业的研究生，并投身于政法教育的开拓之中。无论从女革命家的视角，还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女性、海南女性的身份来看，谢飞的人生故事都是一部波澜壮阔、内涵丰富的史诗，值得我们细细品味。